随着12月1日的大限日渐逼近，也内大多数人的目光其实都聚焦在安利身上。晨讯传媒集团总裁、资深直销专家禹路分析，不少非转型企业甚至放慢了牌照申请，他们都在等待安利如何转型落地，要看政府折中的底线去到哪里，而安利的做法将会成为其他企业运作的标杆。
全方位的公关
从1998年以来安利对各方面坚持不懈的公关攻势，可以看出安利一直没有放松过对转型和拿牌的努力。
尽管这几年政府已经在不断规范直销行业，但提起直销，很多消费者仍会下意识地把其与“传销”联系在一起。为了挽回社会公信力，安利把公关重点放在“公益投资”手段上——自1998年以来，安利在中国各种公益活动中，仅现金的捐助就分别达到了1.38亿人民币，这还不包括各种物资的捐助。
而中国工商企业法律咨询服务中心直销法律办公室专家组组长徐海清也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在企业报备申请直销牌照资料时，政府对公益捐助这一项看得很重。
在借行使社会责任来塑造社会公信力的同时，安利对政府攻关更加不遗余力。据了解，安利从2002年就开始赞助一项名为“中国领导人发展项目”的培训计划。这个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合作开设的公共管理高级培训课程，共计有五期培训班，大学300名接受培训的官员，被外界称为针对中国官员的“最大规模的海外培训计划”，同时也是哈佛历史上针对某一国政府官员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培训计划。而安利在其间的角色就是负担所有学员在哈佛大学的培训及食宿费用。据安利（中国）董事长郑李锦芬介绍，整个赞助费要100万美金。
安利的底牌
在业内人士看来，除了滴水不漏的公关攻势，安利还有另一张“底牌”。
在国外，从事直销的人员多半兼职，而在中国，很多人都是全职，甚至有人将其作为一项终生职业。
全国有多少知网员，虽末统计，但肯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安利对外公布的知网员有18万人，但业内人士普偏相信安利仅是全职的直销员起码也有数十万到上百万。
假如不给安利发牌，数十万人突然失业的问题将如何解决，社会是否能马上把党中大部分人员的转岗就业问题消化掉？
如果说对过去非法传销的记忆之痛使政府在直销开放和立法的价值选择上倾向于秩序。那么今天左右政府在立法规范上的抉择的，则是不容忽视的就业问题——假如一刀切地质倡导雅芳模式，大量知网员的转岗安置问题极有可能引起大量社会问题。这是政府有关部门不得不慎重考虑的命题。
此外，政府还得斟酌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税收问题。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税务杂志社发布的2005年度“中国纳税百强”排行榜上，安利以25.6亿人民币列第48位，同时列“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纳税百强排行榜”第7位，成为直销行业唯一上榜企业。安利等几大直销巨头对政府的纳税贡献很大，而如果他们拿不到派，企业运营将会受到冲击，税收情况必然受到波及，这种“后遗症”也是商务部不可忽视的。
“多层次”直销模式仍有争议
业内人士普偏相信，安利拿牌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但是，商务部偏偏不敢轻易下发这个“笔法五一”的牌。
“关键问题在于安利得多层次直销痕迹尚末根除。”王野表示。
当记者向一位安利的中层询问安利为何迟迟末获牌时，该中层表示，安利的宗旨是要平衡过渡，不会向雅芳那样，急于申牌，却令自己陷入亏损的危机之中——这显然有对竞争对手不愤而引发负面评价的因素在内。
我们从雅芳与安利的销售业绩比较中也确实可以看出安利的顾虑。
据公开数据显示：安利进入中国之初，年销售额仅为3.2亿，而1999年已上升到了18.6亿，2000年为24亿，2001年64亿，最疯狂的2004年，安利（中国）销售额为170亿元——“店铺+雇佣推销员”模式，使其营业额增长了49倍，而安利在中古哦的销售额占其全球销售的德50%左右。
与此相对的是，雅芳单层次直销模式虽然得到商务部青睐，转型以来业绩却一直呈现颓势：2003年，雅芳在内地销售额仅为24亿元，到了2004年，销售额更跌至不足20亿元，足足下滑了16%。
对雅芳还是按理来说，把商业模式从“多层次”转为政策要起的“单层次”，最致命的一点并不仅是提高企业的运营成本，关键是经销商团队的转型与分流。
虽然9月份公布的《直销管理条例》一明文显示，转型企业不需要照搬雅芳模式，开设零售专卖店，不再存在专卖店与直销员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顾虑。但是，“团队计酬”被明令禁止，佣金制度的变动不可避免地刺痛了安利的中枢神经。
根据《直销管理条例》的规定，知网员的佣金不得超过其个人直接销售收入的25%，特殊产品不得超过30%。
这意味着，要达到《直销管理条例》的要求，安利必须收缩现有佣金比例，这必然造成经销商队伍的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