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2月28日讯】(第一财经)12月25日,一篇《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的文章在网上广泛传播,文章称,小女孩周洋在服用保健品企业权健公司生产的“抗癌”产品两个月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甚至恶化并最终死亡。而就在小女孩奄奄一息时,她的头像离奇地出现在各大视频网站和论坛上,说她因权健重获新生。
如果属实,那么这比两年前的“魏则西事件”更严重,因为相比权健,莆田系医院谋财后至少没有用“假康复”来做广告。文章引发关注后,权健随即不断被起底,包括以保健品形式兜售的各类“产品”,动辄称之为“抗癌秘方”,涉嫌虚假宣传;其董事长束昱辉在媒体前声称自己“80%时间都在治病救人”,行医资格及“秘方”存疑;权健所谓的保健品“直销”形式,有传销嫌疑。
近年来,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日益关注,保健品在我国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健康产业年产值5600亿元左右,生产企业共约1700家。
广阔的市场前景和诱人的利润空间也为不良商人提供了“温床”,不少保健品厂商把心思主要花在营销上,热衷于炒作高科技、祖传秘方等概念,极尽宣传鼓吹能事,原材料等成本只占很小比例,作用往往微乎其微。更有甚者,近年开始兴起、专门坑骗老年人的保健品已在全国遍地开花,老年人上当受骗的事件也在各地频频出现,产生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但这种多数人都能看明白的“忽悠”套路,在实际监管中却遇到了不小的障碍。因为这些被“吹”得神乎其神的产品,其中不少在注册审批备案、标签标识声称等方面都没有问题,在日常产品抽检中都能顺利过关。今年年初发生的鸿茅药酒事件,同样引发了全民关注,到最后也不了了之。
更为现实的是,一家“吃不死人,但几乎没有疗效”的保健品厂商,特别是产品销售遍布全国的保健品,往往是一地的纳税大户,当地政府多会极力保护。如在鸿茅药酒事件中,根据当地媒体报道,2017年鸿茅药酒缴纳税金达2.7亿元,并解决当地500多人就业,而凉城县2016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为4.08亿元。
权健在天津的地位同样如此,2017年获天津市社会捐赠百强企业(第1位)、依法纳税百强企业(第13位)、促进就业百强企业(第45位)三大殊荣,冠名的天津权健足球俱乐部角逐中超联赛,束昱辉今年初还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而且,从事的有传销嫌疑的“直销”活动,从不招惹天津本地人,甚至还促进当地消费。
可以毫不客气地讲,不少保健品企业用着从全国各地“骗”来的钱支援当地发展,并用慈善、支持文体事业“洗白”自己。所以要整治十分不易,但从全民生命财产安全角度考量,整治十分必要,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破除地方保护主义。
与此同时,应加强保健品审批和事中事后监管,如中国至今则批了近1.6万种保健品,而在相关行业更为成熟发达的日本只有几百种;加强执法力度,严惩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行为以儆效尤。此外,还要向公众尤其是老年人普及健康常识,增强老年消费者明辨是非的能力;并在媒体、街道、社区活动中心等处开拓纠偏的信息通道,权威部门权威专家及时发声。
可以说,保健品市场乱象与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升民众幸福感相违背,虚假宣传行为更是现代经济社会需要严惩的对象,亟须出手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