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2月28日讯】(第一财经)12月25日，一篇《百亿保健帝国权健，和它阴影下的中国家庭》的文章在网上广泛传播，文章称，小女孩周洋在服用保健品企业权健公司生产的“抗癌”产品两个月后，病情不但没有好转，甚至恶化并最终死亡。而就在小女孩奄奄一息时，她的头像离奇地出现在各大视频网站和论坛上，说她因权健重获新生。
如果属实，那么这比两年前的“魏则西事件”更严重，因为相比权健，莆田系医院谋财后至少没有用“假康复”来做广告。文章引发关注后，权健随即不断被起底，包括以保健品形式兜售的各类“产品”，动辄称之为“抗癌秘方”，涉嫌虚假宣传;其董事长束昱辉在媒体前声称自己“80%时间都在治病救人”，行医资格及“秘方”存疑;权健所谓的保健品“直销”形式，有传销嫌疑。
近年来，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健康日益关注，保健品在我国逐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健康产业年产值5600亿元左右，生产企业共约1700家。
广阔的市场前景和诱人的利润空间也为不良商人提供了“温床”，不少保健品厂商把心思主要花在营销上，热衷于炒作高科技、祖传秘方等概念，极尽宣传鼓吹能事，原材料等成本只占很小比例，作用往往微乎其微。更有甚者，近年开始兴起、专门坑骗老年人的保健品已在全国遍地开花，老年人上当受骗的事件也在各地频频出现，产生了极坏的社会影响。
但这种多数人都能看明白的“忽悠”套路，在实际监管中却遇到了不小的障碍。因为这些被“吹”得神乎其神的产品，其中不少在注册审批备案、标签标识声称等方面都没有问题，在日常产品抽检中都能顺利过关。今年年初发生的鸿茅药酒事件，同样引发了全民关注，到最后也不了了之。
更为现实的是，一家“吃不死人，但几乎没有疗效”的保健品厂商，特别是产品销售遍布全国的保健品，往往是一地的纳税大户，当地政府多会极力保护。如在鸿茅药酒事件中，根据当地媒体报道，2017年鸿茅药酒缴纳税金达2.7亿元，并解决当地500多人就业，而凉城县2016年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为4.08亿元。
权健在天津的地位同样如此，2017年获天津市社会捐赠百强企业(第1位)、依法纳税百强企业(第13位)、促进就业百强企业(第45位)三大殊荣，冠名的天津权健足球俱乐部角逐中超联赛，束昱辉今年初还当选全国政协委员。而且，从事的有传销嫌疑的“直销”活动，从不招惹天津本地人，甚至还促进当地消费。
可以毫不客气地讲，不少保健品企业用着从全国各地“骗”来的钱支援当地发展，并用慈善、支持文体事业“洗白”自己。所以要整治十分不易，但从全民生命财产安全角度考量，整治十分必要，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破除地方保护主义。
与此同时，应加强保健品审批和事中事后监管，如中国至今则批了近1.6万种保健品，而在相关行业更为成熟发达的日本只有几百种;加强执法力度，严惩虚假宣传、无证经营等行为以儆效尤。此外，还要向公众尤其是老年人普及健康常识，增强老年消费者明辨是非的能力;并在媒体、街道、社区活动中心等处开拓纠偏的信息通道，权威部门权威专家及时发声。
可以说，保健品市场乱象与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升民众幸福感相违背，虚假宣传行为更是现代经济社会需要严惩的对象，亟须出手整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