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岁的李婷玲（化名）曾是浙江一家三级医院的护士长，退休后，她受邀参与当地第一家高端护理机构的筹备。李婷玲谈到养老产业的第一反应是“难”：护理员不容易找，流动性还高；护士也不好找，他们不愿进入民营机构，宁可去乡镇卫生院就业。
在近期的2019清华老龄产业高端论坛上，上海佰仁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嵘把自己的发言定题为“养老机构的甜酸苦辣”，讲述了他的公司并购两家养老机构时遇到了种种困难。
中国的老龄化趋势中潜藏着巨大的需求，从养老、护理到康复、健康管理，甚至延伸至互联网、大数据、旅游、教育，众多企业已在布局相关产业。
同时，政策也在支持养老产业的发展。“2013年以来，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大概100多份政策文件，涉及到的养老的方方面面。而国家级的三份文件更构成了中国养老服务业相对完善的政策体系。”民政部培训中心、民政政策理论研究所所长成海军在上述会议上表示。
但是，在一些业内人士眼中，国内成功的养老机构并不多，更多的是在挣扎着生存。
到底有哪些因素挡住了养老产业风口的到来？
支付短板
近年最核心的三项养老政策是2013年的《关于促进养老服务业务发展的意见》、2016年的《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和2019年4月中旬发布的《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
三份文件均出自国务院办公厅，头一份可谓启动了养老服务行业，最后一份提出了鼓励各地探索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发展养老服务设施等方向，宣布了行业发展的全面提速，令不少业内人士感到振奋。同时，各部门、地区也在加速布局养老领域的政策，在降低准入门槛、简化审批流程、强化补贴、提供税收优惠、完善人才培养机制等方面均有作为。
不过，目前显而易见的现象是，国内老年人的支付能力，相比养老机构的服务价格并不匹配，而许多老人对价格十分敏感。
根据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的计算，北京的离退休老人每月人均能领取3456元养老金，中位数则是3300元。加上继续工作获得的收入、抚恤金、企业年金、子女给的补贴、房租收入后，每月人均收入是4395元，中位数是3833元。只有10%的老年人每月收入在8000元以上。
以北京市所有养老机构对完全不能自理的老人的收费为例，平均而言，作为事业单位的机构每月收3700元，民办非企业收费4500元，企业则收费9800元。
能在高端机构消费的人显然是少数。李婷玲担任院长的护理院还没有开张，半数房间已被订走，预定者基本是公务员、教师、医生这类拥有丰厚养老金的人群。
此外，在护理、照护方面有刚性需求的老人也未必有能力购买必要的服务。北京的民非养老机构数量最多，有调查显示，2017年北京民非养老机构对能自理的老人每月收取2727元，半自理老人每月3196元，失能老人每月3926元。
也因此，业界十分看重政府是否能推行一些制度化的手段来提高老年群体的支付能力和购买服务的意愿，包括城市是否是国家医养结合的试点、是否推行了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等。这两项制度都启动于2016年，在那之前，养老基本只能靠自费。长期护理保险能够为住进养老机构的失能老人提供每月上千元的资金，也能支付一定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费用。
2016年参与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的有15个城市，在这些城市之外，浙江嘉兴和宁波、江苏徐州、河北巨鹿、山东全省、江苏无锡等地区也主动开展了试点。
一名社保学者告诉《财经》记者，2018年6月时，15个城市的2年试点期满，国家医保局曾有人士称将用3到5年推出全国性的政策，这意味着2019年将启动研究制定全国性政策。但是目前仍没有制订出统一方案，有关失能鉴定标准如何统一、城乡如何兼顾等问题都需要讨论。
“养老产业值得投资，但只有打开支付端的地方，才是我们的市场。”中国健康养老集团有限公司养老产业发展部总经理张婧说。
成本重压
老年群体的支付能力是许多养老机构的心病，高昂的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则是推高养老服务价格的重要原因，也是养老机构身上的重担。对于许多机构来说，地上物加上土地的成本占到投入总成本的40%左右，这使得很多机构难以普惠的价格提供服务。
房产价格的飞速上涨使养老机构运营成本也变得今非昔比。上海红日养老集团的第一家养老院位于上海市杨浦区，共有250张床位。物业所有者希望红日能签订20年的租赁合同，红日则选择了12年，双方约定第一年的租金为160万元，第十二年的租金为200万元。2018年，双方合同到期续签，第一年的租金就涨到600万元。
“租金直接决定了投资与否，直接影响投资回报，直接影响项目定位，直接影响入住率。”对红日养老集团创始人吴滨来说，只能租期够长，物业的基础价格才可以锁定，养老机构的运营也才会非常稳定。
北京的一项调查显示，61%的养老机构采用市场租赁用地运营机构，18%通过划拨土地，9%通过出让土地。选择购置，而非租赁，可以增加项目的稳定性，但会让成本回收显得遥遥无期。一些国有企业利用原来的闲置的土地等资产举办养老机构，可以减少土地的烦恼。但大多数民企依然艰难。
政府提出的一条解决问题的路径是，参与政府的公建民营项目，减少前期土地、硬件上的开支。不过，有业内人士提醒，这样的项目始终是“姓公”的。有些企业试图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甚至是改变项目原来的定位，可能会引起运营方与政府主管部门的矛盾。公建民营的大部分项目周期较长，如果两方配合不畅，可能留下隐患。
有政府官员曾指出，应探索如何提供更多低土地成本、就近、普惠的养老服务，可能的路径包括要求新建住宅区提供相应的设施，通过回购等方式，利用闲置资产提供养老服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