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5月6日讯】(杨谦)在全球化的今天，话语权的问题愈加突出。特别是这次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更突出了话语权的重要性。你怎么做怎么说是一回事，别人怎么听怎么信是另一回事。在一个情况复杂的地球村里，不仅要会做，还要会说，不仅要会说，还要说得让人信服，这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所以，话语权是一个非常值得认真思考的话题。
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有一句世人皆知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种力量通常是一种优雅的力量，即一个有知识的人是被人仰视的。占有知识多的人相对于占有知识较少的人就会形成一种看不见的话语权。但是在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这样的规律是否适用呢?当今世界的话语权是怎么形成的呢?知识很重要，但是真正起作用的，可能是一种叫范式的东西。在知识泛化的当今时代，也许培根的话可以改为“范式就是力量”。
“范式”一词来自希腊文，原意是指语言学的词源，词根，后来引伸为范式、规范、模式、模型、范例等含义。在学术界范式通常指被学术界共同奉为标准的一系列普遍性规则、方法、概念及理论。我理解，就是思维逻辑的一种实践标准化，也是一种方法论。例如目前在高校的研究生培养中，几乎不论学科，都需要以这种通用的连接理论与经验的基本规则和方法，进行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乃至形成论文。不遵循这个格式，就难以发表论文，也就难说是研究成果。也就是说，你不按照规定的范式讲话，可能说的再有道理也没人听。当然，范式并非只有一种，但是如果要进入某一个领域，就需要熟悉其范式。
不得不承认，当今世界的文化交流中，西方的范式依然占有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的形成，背后既有全世界人类文明的荟萃，更有西方早期的一些帝国主义强力塑造的力量。今天的东方和西方就是被西方定义的。美籍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在其著作《东方学》中对这方面做过非常缜密的分析。尽管在他的概念中，东方是指几大宗教产生的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等近中东地区，但是其实对中国、印度这样的远东地区，对西方来说都是东方，实质是一样的。萨义德写道：“在十八世纪晚期开始形成的欧洲对东方的霸权这把大伞的荫护下，一个复杂的东方被呈现出来：它在学院中被研究，在博物馆中供展览，被殖民当局重建，在有关人类和宇宙的人类学、生物学、语言学、种族、历史的论题中得到理论表述，被用作发展、进化、文化个性、民族或宗教特征等有关的经济、社会理论的例证。”(【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东方学》，三联书店2019年9月版，p10-p11)
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十八世纪的东方和中国，正是处在无法表述自己的时候。在贸易和殖民战争的推进中，处于欧洲东方的广大区域被西方以他们的范式表述，而这种表述经过几个世纪的完善和精进，形成了无数个学术领域的权威，今天无论哪个领域，即便是有新的资料和观点出现，也只不过是对这个体系的补充和完善。
我们看到的数量庞大的关于东方的学术著作，无论是哪一个领域，都是在西方已经建构好的叙事逻辑之上的。按道理说，知识的流动是双向的，但是在现实世界看起来，知识的传播与水的流动规律更加相似，一般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水与知识一样，一般也是向低地流动。当然这个高低不是海拔高度，而是知识的实力高度。高度与什么有关，从历史发展的情况看，知识高度可能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方面可能与科学发展和经济发展有关，另一方面则很可能与宗教相关。这第一点应该没有什么异议，这第二点则可能会有争议。
今天的欧洲历史上并不总是高地。以欧洲历史学家的角度看，欧洲的黑暗时期是被阿拉伯人统治的时期，恰恰是这个时期，欧洲人发现了古希腊的文明，并且从阿拉伯人那里学到了很多东方的技术和文化，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古希腊的思想，以致西方人自己认为那是欧洲文明乃至西方文明的基石。阿拉伯帝国在成为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而取得强有力统一后，有远见的历代哈里发认为有必要对阿拉伯帝国境内的学术、宗教、制度和文化进行综合与统一，并经历了一个阿拉伯历史上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至阿巴斯王朝结束时，古希腊科学典籍中的几乎全部重要著作和大部分较次要的著作，都已译成了阿拉伯文，对后来的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以说正是阿拉伯人带给欧洲以知识，这一点不为过。当然除了古希腊智慧之外，也把伊斯兰教带到了欧洲。尽管很多欧洲人因为自尊而不愿意触及这段历史，但是学者们对这一段姻缘是有共识的。
东方学的建立和发展，显然是在西方的主导之下。这也难怪，17、18世纪的东方社会对西方的了解非常有限，而西方是在殖民思想的指导下向东方扩张从而开始了解东方，也开始用西方的范式来总结东方。这种范式不能说完全没有客观公正的学术立场，但是完全脱离政治的学术并不存在，或者至少是总会有一部分学者是为政治服务的，他们的学术成果不可能不带有政治的烙印。对欧洲征服者来说，这种烙印体现为在学术成果之中的殖民者灵魂。所以萨义德说，“因为东方学归根结底是从政治的角度察看现实的一种方式，其结构扩大了熟悉的东西(欧洲、西方“我们”)与陌生的东西(东方、“他们”)”(《东方学》p56)。
西方确实很早就开始关注东方，这一方面是东方文化的吸引，另一方面是与东方从事贸易的欲望。这其实很正常，但是，从西方对东方关注的起点来看，确实都与殖民相关。例如，从西方曾经很流行的一部介绍中国的著作《中华大帝国史》的形成背景即可看出端倪。这本书是16世纪西班牙人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在1585完成出版的，与以往西方人士所写的如《马可·波罗游记》相比，这本书可以说是西方第一本全面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宗教以及政治、经济和风俗习惯的著作，甫一问世，即在欧洲掀起轰动，10年间即被翻译成拉丁文、意大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等数种文字，足见欧洲人的兴趣所在。
其实作者本人并未到过中国，只是通过和西班牙在菲律宾的主教迭戈·德·埃雷拉的介绍以及从菲律宾带来的资料了解中国。当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非常希望能够和中国直接进行接触，因此指示组成使团出使中国，而门多萨被推荐为使团团长，但几经周折终未成行。所以，门多萨为了完成国王的任务，通过资料的研究和与到过中国的人请教，特别是西班牙奥古斯丁修会秀士马丁·德·拉达所积累的大量资料，完成了这部著作，并呈奏给国王，获得高度认可，国王给予其享有该书10年的出版特许权的恩赐。认真读这本书，可以看到很多错讹之处，因为资料要从中文翻译成西班牙文，一些东渡南洋到菲律宾的华侨承担了翻译的工作，但广东、福建沿海的华侨可能由于方言的缘故，加之水平局限，所以颇多错误。不过这并不妨碍这本书在欧洲建立中国印象的作用，至少它在两个方面满足了欧洲读者的需要，一是初步了解了中华文化，二是坚定了与中国开展贸易的决心。
中国在经济上曾经具有较欧洲更强的实力，且也有着更加灿烂的文明历史。这一点也是全球历史学家的共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政治学家肯尼迪(Paul Kennedy)曾估计说：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时，中国的工业产值是法国的8.2倍，是英国的17.3倍。在一八三〇年的时候，中国的工业产值是英国的3倍，法国的5.7倍。一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国的工业产值才刚刚赶上中国，而法国的工业产值只是中国的40%。二十世纪末，经济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运用实际购买力的计算方法，对过去两千年中世界主要经济体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做了计算，得出的结论非常令人吃惊。根据他的计算，一七〇〇年时，整个欧洲的GDP和中国的GDP差不多相等。在一七〇〇——一八二〇年的一个多世纪中，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四倍于欧洲。所以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不仅经济规模在世界六大经济区中最大，而且增长速度也是第一。世界史学家弗兰克(Andrew Gunder Frank)也认为，十九世纪初期中国经济不仅规模巨大，而且在当时世界经济里处于中心地位。当然，上述这些看法，都并不是为了褒扬中国的社会模式，而只是学者分析研究西方到底为什么能够超越的另一个视角。
不过，中国文明并没有像阿拉伯人那样成为欧洲导师，其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宗教的作用是不能忽略的。宗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具有救世的自我认知和强烈的传播冲动，世界史上无数的战争，很多都是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战争，这之间除了利益的驱使之外，宗教信仰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中华文明的延续，实质上说一种文化的延续，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形成西方意义上的宗教，儒家文化只被称为“儒术”，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信仰体系。所以当年成吉思汗的蒙古人也曾经像阿拉伯人一样横扫欧洲，但是却并未成为一种知识的高地，倒是蒙古人自己被各种外族文化所影响，反而很快就衰落了。这也许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解释，清王朝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规模和实力并不俗，但是却远未形成知识高地，与我们的文化中并不具有强烈的外溢性有关。
不能外溢的文化，再美丽也只是花瓶中的插花，不可能开出满园春色。中国发展到今天，其地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体，但是在世界上的文化影响力，或者说话语权依然不能令人满意。中国是一个纯世俗的国家，并没有西方国家那样的宗教文化，因此中国天生不是一个外溢型的民族，当年的闭关锁国本质上也是这种民族特性的另一面。小富即安，关起门来过好自己的小日子，这常常是中国人碰到问题的一种处理方式和惯常的反应。虽然这并不能等同于自信心缺乏，但是至少对建立一个民族的话语权是十分不利的。
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西方话语权的建立，并不是一个东西方平等交流的结果。这无疑会给东方人带来内心的不忿。荷兰和以色列两位学者曾经以《东方学》为摹本来解析所谓的西方主义，即东方人对西方的描述，写成《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方》。东方人常常以自我文化的历史辉煌为骄傲，认为西方是一个没有精神的世界，例如作者说：“西方的头脑往往被西方主义者描述为一种高级弱智。配备了西方头脑的人就像一个白痴专家，一个心智缺陷者却拥有做数学运算的特殊才能”。“西方的头脑肯定能够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以及发明和推广技术，但是，它不能掌握生活中更高层次的东西，因为它缺乏精神性和对人类困难的理解。”(《西方主义：敌人眼中的西方》【荷】伊恩·布鲁姆和【以】阿维赛·玛格里特著，金城出版社2010年12月版，p65)尽管这里的东方人主要指的阿拉伯人，对整个东方人都还是有一些借鉴意义。其实，无论东西方怎样对对方理解、误解和曲解，所有这些都只有交流才能改善。躲避是不可能建立话语权的，唯有在交流中才能求同存异。所以，坚持改革开放，大胆的与世界各国交流，在交流中建立话语权，才是正确的选择。
一是话语权是在交流中建立起来的。这是迄今为止西方话语权建立的最基本条件，尽管这种交流中很长一段历史在是他们强加于人的。在交流中，可以吸收人类智慧的精华来充实自己的体系，阿拉伯人创造的机会对欧洲就起到来这样的作用，而欧洲人对中国、印度等东方文化的吸收，也是在交流中逐步充盈的。通过贸易和战争所创造的交流机会，使看起来没有什么积淀的欧洲文明逐渐成长，特别是对古希腊文明吸收和以其为基础的文明交流，使欧洲乃至西方的话语权逐步做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当年阿拉伯人的文化影响力是建立在对占有的古希腊文明资料的翻译、学习和介绍上，而其辛辛苦苦建立起的知识体系反倒是别人更加认同。我们这几十年翻译各种西方典籍数量庞大，对我们学习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过仅此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这个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像当年的欧洲学习。
二是话语权是在双方都能理解的语言在建立起来的。语言当然首先是指说话写作使用的那种工具。因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语言存在着差异，所以交流必然有障碍。这种障碍需要对双方语言都能够精通娴熟，交流才能畅通。改革开放以来，每年数十万的留学生远赴海外，应该说中国现在正处于有史以来拥有理解海外语言的人最多的时期。语言的第二个含义主要是指内容的互为理解。知识的交流与生活的交流不同，如果不能以双方都能够理解的术语和体系来交流，即便语言都懂，交流也无法进行。随意创造概念，并不一定是创新，反而可能会形成交流障碍。以双方都能懂得的语言交流，才能建立对对方的影响力，这既需要自信，更需要智慧。
三是在交流中建立话语权，其实质是以国家实力为背景的知识体系建设。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不会天然转变为交流中的话语权，只有以实力为基础的知识体系，才可能中交流中具有影响力，逐步形成话语权。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位居世界前列，但话语权的状况并不匹配。这说明我们在知识体系建设上还有差距。
一个现代社会，大概有两类机构是最重要的，一类是企业，一类是大学。以国家实力为背景，主要是经济实力，这说的是企业，而知识体系包括科学实力建设，则主要指的是大学。不能忽略大学建设在话语权形成中的基础作用。话语权的影响力不是调门的高低，而是知识体系的能量。在这方面可能需要认识到，以政治体系为基础来建立知识体系，并不能成为一个持久发挥影响力的知识体系。所以尊重大学的地位，尊重知识分子的作用，给予他们自由发挥的空间，才能够逐步建立起有影响力的知识体系。这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