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利全球董事长史蒂夫·温安洛曾经说：“安利的慈善理念源于家庭生活中的传统原则，家庭教育使我坚信，作为家庭一员，每一个人都应该承担家庭责任。由此可见，社会的每个成员、每个企业也都应该回馈社会。”
在当今社会里，慈善更应该成为人们的道德理想。
有关道德理想的话题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在中国的传统伦理中，长期以来就存在有所谓“义利之辩”；在西方的传统里，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所提出的，关于社会人是“经济人”还是“道德人”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而当下的中国正面临所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转型的时代里，伴随着市场力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传统伦理价值正被逐渐消解，而新的伦理体系尚未确立，有关于道德的观点、争论也就格外多。
慈善是一种利他行为，是属于道德范畴内的行为。在中国，这种道德理想受到来自传统和外来的两种势力的冲击。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一个“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人际交往半径局限于血缘亲疏的人伦关系范围，具体而言就是与自己有亲属关系者为近，反之则远；相识者为近，反之则远；与自己有利益关系者为近，反之则远，在这样的社会构成中，行善举动往往带有极大的功利性，行善的目的常常不是或不全是利他，最终还是为了利己。所以，中国社会多乡里乡亲的善人，少远近闻名的善人；多在门前大张旗鼓施粥的善人，少隐姓埋名、悄然行善的善人。因此，这些善行的本质不是道德，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利他也利己的举动。
当今，在我们尚在反思为什么中国传统没有把慈善当作道德理想之时，“经济人”和“道德人”的争论又让我们生出更多烦恼。所谓的“经济人”是指人的行为都是为了追求个人的利益，一切行为都是出于利己的目的，其和“道德人”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种“经济人”看来，慈善事业是对己无利的事情，那自然就不值得去做。
而实际上，市场经济是一种道德经济，它的构架是建立在社会公众所共守的多种道德规范之上的，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说，“自爱、自律、劳动习惯、诚实、公平、正义感、勇气、谦逊、公共精神以及公共道德等，所有这些都是人们在前往市场之前所必须拥有的。”市场经济对“经济人”有意无意地进行了控制，使得“经济人”或多或少地遵循了“道德人”的规范。
也正是在对道德有着更高要求的现代社会中，慈善才有可能成为一种道德理想，而不是一种以利换利的交换行为。从根本上说，在现代社会，慈善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一种施舍，是现代人的道德文明的标志，也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人们的慈善行为才能从施恩图报的小圈子里跳出来，上升成为道德理想。因为道德是慈善行为的原动力，一个对社会、对周围人有责任感的人才会理解慈善的真正涵义；才会懂得捐助没有多少之分，没有贫富之差；才会明白“献爱心”其实是一种需要长期保持的精神。